黄菊花开了，又到种小麦的时令了。每到这时，我就想起了当年一段难忘的经历——一桩秋播时候的往事。

那还是农业社时候的事。那时候，人们种庄稼基本上靠经验。好比“清明前后，种瓜种豆”“七月半，摆早蒜”。种小麦，自然要看黄菊花的“眼色”行事了——黄菊花开了，就要下种；黄菊花开败了，预示着秋播时令已过。麦子这东西，种得早了，早旺，来年减产；种得晚了，不分孽，低产，来春麦子拔节时容易发病。人们经过长期的实践和观察，以黄菊花的花期为时段，且为最佳的播种时间。

寒露过后时间不长，黄菊花就开了。路边、坟头、滩地、荒丘，到处都是，黄灿灿的一片！黄菊花虽说是野生的，但开得快，败得也快，前后只有十数八天的时间。在那个“牛犁地马拉车”的年代，生产队的七头耕牛要在十天左右的时间，种完二百亩麦子，实在是一件难事，更何况一头牛还生了犊子不能下地劳作。当时的队长王志新经再三考虑，就在犁地的人选上下功夫。他特意选派了驾驭牲口有窍道、犁地有功夫、能出活的六名犁地高手。只要这些老农上阵，赶时间种完麦子，估计没有多大问题。为了鼓励他们多出勤，不但工分给的多，另外早餐免费——每个人能喝一顿豆米汤！而喝多喝少，是你的肚子说了算！那时候，粮食特别的紧张，家家早饭，都是稀溜溜的玉米糁子，黄黄馍。很少有机会跟豆米汤打交道，这些犁地的人真有福！

种地这行道，是一桩“伙份生意”：犁地的前面犁地，后面还得跟个打胡基的，再后边还得有人撒种，缺一不可。犁地的和撒种的都是做庄稼的行家里手，队长亲自点将；打胡基是粗活，随便什么人都能干。我当时年纪小，还是个学生，啥都不会干，队长就让我打胡基。

地特别的远，距离村子四五里。犁地的、打胡基的、撒种的，都要抹黑起床，赶天明同时到地。我跟他们是一伙的，送来的豆米汤，当然也有我的份。

那时候，豆子是缺物，端午节包粽子的时候，人们才舍得在粽子里匀一点；至于米，那就更缺了，逢年过节才能吃上……我一边打胡基，一边想着豆米汤的事，连干活都有点心不在焉，不时地朝村头张望，看饭来了没有。

终于，送饭的来了！是两个饲养员，一个步履稳健，担了满满的两桶饭，四五里路却不曾洒一点儿。另一个担着两个马堂笼，一头放着从各人家收来的黄黄馍和打包的浆水菜，一头放着从各家收来的饭碗和筷子。

大家见饭来了，像一群没王的蜂，“轰”的一家伙，围圆了饭担子！队长扔掉手中的家具，赶过来大声喊：“犁地的、上了年纪的先吃，打胡基的等会儿吃！”犁地的先吃，是工作需要；上了年纪的先吃，是礼貌。剩下的我们只好怏怏返回，继续打胡基，挖地角。

挖了一会儿，还不见他们结束，索性不干了，坐在地头瞧着他们吃饭。可是这些食客们，哪能顾及到我们的感受！一咕噜一碗，一咕噜一碗！不见吃馍，只管喝饭。

终于第一拨人吃完了，两大桶的饭，也只剩下一小半桶了！我们第二拨人刚捞起碗，队长就挡住说：“别急，别急，剩下的饭不多了，一人少吃点，大家都要吃上。” 说罢，他便提着那半桶子饭，给我们一人舀了一勺子，看着桶里还有，又勾了一点儿。饭很少，但很香，豆米汤，红红的，糊糊的，黏黏的，几口就喝完了。喝完了还想喝，就舔碗。舔碗在当时很“时兴”，我们在学校的时候，每次吃完饭就舔碗，想不到在地里干活还舔！

舔碗不仅是技术，还要有“本钱”——舌头要长，额头要短。我们队的王立娃就不行，他是个“奔楼子”，又是个短舌头，每次舔碗，嘴还没顾得张，奔楼就“出头露面”了。常常糊一额头的饭，有时眼睛都弄糊了！

饭完了，我们都吃了个半饱，都暗地里埋怨，只盼着明天能多吃几口！

事情已经过去好多年了，一切的记忆已经变得模糊。如今黄菊花又开了，路边的、坟头的、滩地的、荒丘的，到处都是的，于是，我又想起了那年那月的事，又想起了那碗红红的，糊糊的，黏黏的，几口就喝完了的豆米汤！